一门迟到的学科和它所处的语境
无论从国际还是中国视角来看，对中国而言，景观设计学都是一门迟到的现代学科。它处在较为复杂的语境当中：一方面是普遍意义上的前现代景观现状和环境与能源危机，旧的思维和观念及超城市化的进程加剧着这一现象；另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环境，媒介和互联网加速着这一特征的传播。就这样，中国当代景观设计学处在这种前现代景观现象和后现代文化环境的特殊语境中，这是百年孤独带来的现状。
语境决定态度，面对前现代景观现状和漠视环境与资源危机的设计行为首先要进行批判，表现为犀利的言辞和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启蒙主义的色彩和宏大叙事的特点，但后现代主义文化环境中的的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与前者形成某种程度的对立，这就使得当代景观设计师采用一种冷静的态度，在基于对全部事实的了解与把握基础上对当前景观现状及传统遗产进行分析与批判，并注重在设计实践当中的自我反思与实践的实际成果，这种语境某种意义上催生了具有国际意义的优秀作品的产生。
透过思潮的变迁看中国当代景观设计
中国景观设计的现代化不可能摆脱西方设计思潮的影响。设计思潮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相对立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及一系列的流派。本文将尝试从另一个角度，以西方70年代的环境与能源危机为转折点，分析危机前后的思潮特征，同中国当代景观现象相对照，然后界定不同时期的理论与中国当代景观实践之间的关系。
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西方环境与能源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西方的思维方式，跨越了技术与科学，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定位为社会首要考虑的因素。危机之前的时期表现为现代主义运动，被认为是物理学和技术系统主宰的时代。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是由工业革命及其后果决定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它的一个子系统，它在工业化和都市化强烈冲击下，在批判传统和道德观念的重建中产生。现代主义建筑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符合大机器生产的功能主义理想。它最深刻的代表是柯布西耶的一系列强烈的言论与观点和建筑形式，它反常规、反传统，具有颠覆性和创造性。其人道主义立场，功能主义和机器美学的理论深远地影响了现代主义建筑进程。现代主义景观设计在50年代的“哈佛革命”后形成，现代主义对景观设计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功能应当是设计的起点这一理念，现代景观从而摆脱了某种美丽的图案或风景画式的先验主义，得以与场地和时代的现实状况相适应，赋予了与景观设计相适应的理性和更大的创作自由。
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有两个方面对当代中国景观设计有所启示，一个是其核心理论理性与功能，表现为沙利文的“形式追随功能”、密斯凡德罗的“少就是多”、柯布西耶的“机器美学”、阿道夫。路斯的“装饰就是罪恶”，这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建筑的理解和与之相关的审美观念，虽然曾一度成为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对象，但对中国景观而言，某种程度这一时期的理论构成了对中国景观现状的批判，特别是对当今普遍存在的中国古典风格的再现和奢华的当代西方语境中并不存在的“欧陆风格”的挪用。巴洛克式的西方古典风格曾被现代主义所彻底废弃，后现代主义也没能够使其复活，却以更加虚假的形式在当代中国找到它生长的土壤。马歇尔。布鲁尔说，现代运动的事业是连接“外表与真实”之间鸿沟的桥梁。这鸿沟被拓宽，是通过那些历史的虚假性，通过那种时代风格的陈腐原，或是通过努力维持那些旧时代逐渐被废弃的文化（造成的）。另一个方面是人道主义立场，初期的现代主义受欧洲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注重普通劳动者的居住问题，这在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一书中有着明确的体现，“现代的建筑关心住宅，为普通而平常的人关心普通而平常的建筑，它任凭宫殿倒塌，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这种人道主义立场对当前中国城市景观中呈现的以审美为先导，忽视普通人的景观体验的特征是一种批判。
西方70年代危机以后的时代可以理解为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主宰的时代，生态运动在西方被认为是一场政治运动，可持续发展观念也是被作为一个欧洲的政治术语首先运用。这一时期的西方设计理论，首先是对西方自身的理性和初期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同时又不信任折衷的后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呈现出新现代主义的特征。与此同时，生态学介入到设计当中，对建筑景观实践产生了影响，出现了生态建筑和景观生态规划理论，从而逐渐改变了以技术为先导的思维方式，特别是90年代后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导致了设计方法的改变。这一阶段，景观设计学直接参与进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以1969年麦克哈格发表的“设计遵从自然”理论为标志。同时，麦克哈格的的这一理论超越了结构主义景观大师丹凯利的“设计是生活”的概念，将景观设计学提升到拯救人类生存的高度上来，拓展了现代景观设计学的学科内容。在这一阶段，景观设计在应对人类与自然的危机中发挥了比建筑学更大的优势。
环境与能源危机对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当代中国而言，比后工业时代的欧美国家要严峻的多，并且在超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加剧的现象。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缺乏使大部分景观行为构成了对自然和乡村资源的掠夺。生态学家威廉。巴勒斯（W.S.Burroughs）曾在上世纪70年代说：“付出绿色，把你为了金钱偷来的绿色还回去，你为了你的绿色生意出卖了以土地为生的人民，只为凳上第一艘伪装的救生艇，—将绿色还给鲜花、丛林、河流和天空”，这似乎也是对当前中国某些景观现象的真实写照。
物理学时代和生态学时代的理论特征分别对应了中国景观现状与环境和能源危机，跨越了时代的差距提出了批判，当然,批判的同时也带来了启示,以下将尝试把两个阶段中的主要理论放在景观设计中来探讨。其中包括作为现代主义理论“根基”的理性与功能，70年代兴起的生态学，9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以及当前出现的伦理化美学。
进化的合理性
理性是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理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准则，在设计过程中，激发和证实设计师的思想和行为。关于理性主义的讨论一直伴随着现代主义运动的进程，英国Henryk Skolimowski教授在70年代阐述了哲学意义上的理性主义，他指出合理性不是一个永远的抽象原则，而是一个不甚恒久的结构，这种结构在文化与文化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均有差别，进而提出了客观主义的合理性和进化的合理性观点。认为客观理性主义遵循的是物理学系统和技术系统，而进化的合理性遵循的是生物学系统。进化的合理性强调以反馈为基础的特征，特别是负面的反馈信息，指出设计行为结果如果是有害的，这个行为就不是理性的；强调设计的系统与多层次的需求，进化的合理性努力去满足人在审美的、道德的和形而上等方面的需求，这些需求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并且必须找到表现的途径。如果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当建筑景观设计能满足人们需求时，那他们就是理性的。我们的需求—-即在整体的环境中考虑人类的习性—在各个等级层面上都被设想到了，人类与整个人类环境的关系成为新合理性的基础。
西方70年代危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思潮变化反映了进化的合理性理论，当前国际语境中的建筑及景观现象也很好的印证了“人类与整个人类环境的关系成为新合理性的基础”这一观点。进化的合理性理论有助于当代中国景观设计对西方理论的认识及实践角度的概念框架的建立。
形式追随功能
形式追随功能是现代主义的基本原则，对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当代景观来说，这是最基本的现代性。依据现代景观设计学的概念，景观的功能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人们的日常的生活，所应对的物质空间是自然与场所。自然意义上的景观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人类提供生存空间和资源，而不仅仅是作为审美的风景，实践表现为景观生态规划，影响并且依赖于生态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环境，需要将一个主题实践几十年。景观场所首先作为人们日常的生活区域，其次作为一定意义上的文化场所，不能将之简单的理解为环境美化。现代景观设计重视普通群体的景观感受和与场所产生的一系列关系，趋向于不再专注于创造具象物件，责成观众对这物件专注的回应，而是要创造人与整体环境的新关系，将打破轴线的概念，促成公共空间与交流空间的出现，将游憩与交流作为首要功能，以文化功能为主的纪念性建筑及景观在当代西方语境中也呈现着这样的趋势，并且模糊了建筑与景观场所的界限，美国的越战纪念馆、艾森曼设计的犹太大屠杀纪念碑，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哈佛革命”三人之一罗斯说：“我们不能生活在画中，而作为一组画来设计的景观掠夺了我们活生生的生活区域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