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得到多数共识的观点认为，设计研究的内容包含三位一体的结构，包含了关于设计的研究（research about/on design）、为了设计的研究（research for design）以及通过设计的研究（research through design）三个方面。其中，“关于设计的研究”是以“设计”为对象的研究，旨在揭示设计行为和设计思维内在的特点和规律，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旨在探索设计师式认知方法的设计认识论研究；旨在探索设计实践和设计过程的设计行为学研究；旨在探索设计产物的形式和构成的设计现象学研究。 从事“关于设计的研究”的学者自己本身不一定是设计师，事实上他们更多的是教育学专家。“为了设计的研究”是以设计为“目的”的研究，包括对以往设计经验的研究以及市场导向的设计项目中为设计方案的形成服务的研究，包括市场调研、客户分析、技术支持、材料搜集、背景分析、场地分析等工作，在不同的设计领域内具体内容各不相同，即使在相同的设计领域内，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其内容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别。与以上两方面的内容相比“通过设计的研究”其内容则显得比较模糊，很难清晰地描述它的对象和内容。这是因为“通过设计的研究”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研究行为，不如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理论模型。尽管很难清晰描述，我们还是可以总结出“通过设计的研究”内在的几个显著特点：“通过设计的研究”离不开设计行为，它将设计行为的过程作为研究的媒介和工具，因此把“通过设计的研究”自身的研究行为和一般意义上的设计行为清晰剥离是不可能的；“通过设计的研究”尽管多数是从具体的设计需求出发，但是并不以解决具体的设计需求为仅有的目标，它的驱动力往往来自具体的设计需求背后在认识论层面上更加基础或更具普适性的研究问题，因此“通过设计的研究”的成果虽然来自具体的设计过程，但是能够以知识的普适形式脱离设计过程本身而存在。“通过设计的研究”为设计研究范式在真正意义上成立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它是设计范式方法论发展的必要条件。

3. 设计研究的发展历程

为了进一步了解“设计研究”，有必要对它的发展历程加以简要回顾。根据Joost教授的观点，1960年代科学与设计、理论与实践的主题最早始于德国包豪斯，后来在乌尔姆设计学校得到发展，这种教学传统成为今天“设计研究”之滥觞。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设计学科发展的分水岭。六十年代中意义最深远的设计研究现象是德国的视觉/语言修辞（visual/verbal rhetoric）和试听修辞（audiovisual rhetoric）的提出，以及同一时期在美国兴起的以Christopher Alexander的《模式语言》为代表的为设计寻求科学方法的努力。六十年代兴起的这场设计研究运动，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社会进入工业化后期，生产方式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条件下，传统的以手工形式主导的设计方法是否还能满足社会需要？当时这场设计研究的运动最终展现了一个依托科学方法，进行多学科合作，应对现代社会复杂多面的新设计问题的设计方法体系。正是这一体系催生了随之而来的强调“标准化”的设计风潮，正如后来人们看到的试图在建筑设计中探讨数字规律的《模式语言》。

然而，后来僵化的科学方法论概念使设计研究的努力走上沉溺于总结设计自身具有的理性的、可预测的设计过程的方向上（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设计自身并不具有这样的过程）。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描述设计过程的模型，其中不少直接受到当时计算机科技发展的影响，试图借鉴计算机程序的流程来总结设计过程中设计师的思维过程。在这条研究道路上的成果离设计实践越来越远，设计研究人员的研究结论越来越无法获得从业设计师的认可，在研究与实践之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隔阂。最终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这条研究道路走进了死胡同，被绝大多数学者和设计师认为是一种失败。

坚持僵化的科学方法论的设计研究走向失败的境地，却引领设计研究的发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格局。反思设计研究一味坚持科学方法论的失败后，研究人员转向了新的问题：设计行为的本质是什么？其内在的认知、思考和行动方式与科学方法论有什么不同？对新问题的探讨引导研究人员发现了前文所述的“设计师式认知方法”（Designerly ways of knowing）。同设计师式认知方法并列的还有对设计专长（design expertise）的探讨。设计是一个范围十分宽广的概念，存在不同的设计领域，从建筑、风景园林到传媒设计、程序设计不一而足，为了超越设计领域探讨设计认知、思考和行为的普遍规律，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Bryan Lawson教授经过近三十年的研究和教学对设计专长进行了研究和总结，于2009年出版了著作《设计专长》（Design Expertise）。以这两项成就为标志，设计研究从坚持僵化的科学方法论道路走向了一条探索新的研究范式的道路，这种新的范式不再僵化地依赖科学方法论，而是希望将科学方法、人文方法都置于设计师特有的设计专长（design expertise）和设计师式的思维模式（designerly thinking）之下进行超越学科地综合运用，形成在研究和设计实践之间没有隔阂的设计研究方法论。对于这种设计学范式的方法论，Jonas教授提出“第一，科学范式应该内嵌于设计学范式：研究受设计过程的逻辑引领，设计受科学研究、探索阶段的支持和驱动。第二，只有在设计师式范式下进行的设计研究能够为设计的方法论发展和设计学的巩固、独立做贡献。二者以循环的方式互相依赖。”

时至今日，学术界将“设计研究”视为设计学理论上成立的基础，“设计研究”成为热门的前沿学术话题。热烈的讨论和各种积极地尝试正在进行中。目前，风景园林设计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处于起步阶段，对于设计研究的实践方法，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以及其他设计领域已有的研究经验基础上，正在进行自己的摸索和实验。国内虽然还没有形成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成果，但是以“清华大学—柏林工业大学‘设计研究’联合博士论坛”为标志，积极地研究工作已经得以开展。

4. “设计研究”的学术意义

“设计研究”为设计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建立了理论基础，为设计实践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视点和思考平台。从这个视点出发审视风景园林设计，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两点学术意义。

第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设计研究” 为风景园林设计领域内博士层面的学术研究开辟了更加趋于回归设计本身的新的课题范围。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学位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博士生教育的起点。自此后16年，于1997年北京林业大学授出了第一个风景园林领域的工学博士学位。从风景园林领域第一个博士学位产生到今天，风景园林设计领域内博士论文的选题大部分集中在史论研究方向和类型研究方向，也有一部分定位在规划方向。长期以来，风景园林教育体系注重历史和设计技能的教育，无论是博士生的选拔、培养还是考核，都以“设计能力”为重要指标，而对系统梳理风景园林设计自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缺少投入。这导致相当多的博士生在设计项目面前得心应手但是在 “科研”面前捉襟见肘。事实上，这种现象并不是我国风景园林设计领域特有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各个设计领域内的学术研究都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随着“设计研究”的进展，人们认识到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设计思维模式与主导学术界的科学思维模式的冲突。为了使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更容易符合学术要求，设计领域的研究人员很多都在选题上转向具备成熟研究方法的史论研究，或者转向更容易应用科学方法的规划领域的研究。从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设计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态势看，人们正在进行非常积极而艰苦的努力试图扭转这种局面，寻找和建立设计学自身的研究方法论，使博士层面的研究更多地回归设计本身。这种趋势无疑值得我国风景园林设计领域的重视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