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旧区到新城——体育建筑成为城市扩张的重要节奏

    以体育场馆为标志的建筑群正在改变着许多城市形态的基本格局，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类特征是利用体育场馆来带动城市新区的开拓。如果说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还仅仅意味着城市主轴线的有限延伸[图3]，南京奥体中心（HOK）则是牵引了南部整片城区的规模化发展[图4]。今年新竣工的济南奥体中心建筑群（CCDI）处于新旧城区的交接点，更是拉动着古城济南的“东拓”之举[图5]。纵观国内各大城市的新建体育场馆集群，几乎全部扮演着“开路先锋”的规划角色。

    从建设周期看，大型场馆从规划设计到建成使用至少需要三至五年光景，而房地产的开发周期相对短一些。许多场馆在开建之初，场地四周尚一片荒芜，而至建成之日，周边已是高楼林立。伴随着大型体育场馆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到底。

济南奥体中心建筑群

3，从单纯到混合——体育建筑布局模式的转变

    体育设施在城市中集中布置，源自现代竞技体育运动大型赛事的发展。由于多个场馆集中布置（最为典型的是一场两馆），便于同时开工、同时验收，也便于大型赛事的组织运作。我们将这种现象归纳为“单纯”，即城市的大型体育设施单独占用一个城市地块，成为一种公共建筑功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容量的巨大，大型体育设施的建造，往往需要花费巨资，并对城市交通等后勤支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作为单纯用地功能的结果，自然是花费巨资和高昂代价建造的设施，容易成为投资者沉重负担，且仅在举办重大赛事的特定时间内取得期望的效益，而在非赛时却潜伏着各类可持续问题。近一百年来，大多的城市设计，都将大型体育设施的集中化视作自然和必须，少见在城市设计中将大型体育设施作为城市一项普通的公共设施来看待。

    近年来城市设计关注对“耗散理论”的研究。其中一个命题就是将各类公共设施作为一系列“混合”物质而进行有机聚散。体现在体育领域，就是场馆集群设施的公园化、商业化、分散化。这里的“混合”与“分散”，可以理解成距离、也可以理解成功能。体育建筑与商业设施、交通设施、景观绿化的混合布局，意味着体育建筑相互之间填充和丰富着更多的功能，而当这种混合聚集的尺度过大时，能否在最初就适当设置“分散”？2006年，我们在深圳奥体新城的设计竞赛中[图6]，曾经尝试在规划之初就将三大场馆分离布局、让各个场馆紧密服务于周边社区的概念。虽然这是规划理念上的一种突破，但终究由于缺少先例而没有被业主采纳。可见，大型体育建筑与城市关系的理论研究，值得一再深入探寻。

上海大舞台(上海万人体育馆)

4，从赛时到赛后——体育建筑的商业功能和长久运营

    理论上说，为大型赛事投资兴建的场馆越多，赛后闲置的可能性就越大。学术界曾经对这类问题忧心忡忡。体育场馆作为“事件空间”，在短时间内被开发，其未来的归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期待。但事实上，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各大城市都在自发地形成与体育场馆相匹配的商业模式，不论是参观旅游抑或娱乐消费，很多不错的案例已经得以展现。

    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下，体育场馆的自身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除了比赛之外，场馆的各项设施都在不遗余力地牵动着到访者的每一根消费神经，尽可能让人们在场馆及周边区域内驻足流连。与其它消费场所相比，体育场馆在建筑形象和空间宽敞程度上均有较大的优势，体育盛会之后有演唱会，演唱会之后有招聘会——体育场馆功能的“异化”开启了它们与公众关系的新模式，也引发更多的城市事件，延续了体育场馆的城市记忆。例如建于1975年的上海万人体育馆，至今依然是上海许多盛事的举办场所，场馆名称也更名为“上海大舞台”[图7]。再如，国家游泳中心目前正在进行赛后改造，“泡泡吧”等一系列特色项目也正在获得不错的盈利效应[图8-9]。

水立方的“泡泡吧”

三、体育建筑创作的语汇和实例研究

    2002年，建筑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曾经在《建筑中的新范式》一书中提出两种创作倾向——复杂拓扑构成和不规则碎片——作为当代建筑最为重要的“新范式”。与早年的尖锐和肆意定论不同，詹克斯先生谨慎认为这两类倾向处于模糊的萌芽期，只有埃森曼、盖里、李博斯金等先锋人物投身其中。然而，他显然低估了当代建筑对非主流势力的巨大吸纳和传播能力，不出几年光景，复杂拓扑构成和不规则碎片已经演变为“主流”，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后者在博览和文教建筑类屡见不鲜，前者则是被大量应用到交通和体育建筑。

    体育建筑由于竞赛场地和看台形制的限制，不可能像文化类建筑那样玩弄造型，但这决不意味着体育建筑将走向均质化。下面分析的几个实例，大部分来自CCDI体育事业部的创作实践和设计思考。在国内目前繁荣的创作浪潮中，将它们称之为“倾向”或“范式”还为时过早，但却是值得关注的设计动态。

国家游泳中心的泡沫结构